由於父親是軍人的關係，蘇先生童年四海為家，儼如遊牧民族，直至考進英國劍橋大學修讀中古史，方才安頓下來。蘇先生怎麼會來港工作呢？一切可說是因緣際會。他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某個寒冷的黃昏，正下着雨。他沿着小徑往下走，經過古典系教學大樓，瞥見門內燈火通明，門上的海報在宣傳一個有關香港政府就業機會的講座。他憶述：「 我父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曾到香港一遊，這個地方一直為他們津津樂道，引起了我的興趣。」他說：「儘管我不否認我走進去主要是為了避雨和避寒，室內終究暖和一點，不是嗎？」

那次與香港不期而遇之後，到了一九八零年，蘇先生前往倫敦，參加香港公務員招聘面試。最初他獲告知不被錄取，但沒多久，他收到通知獲得聘用，條件是他可以立即起程赴任。蘇先生憶述：「我忙不迭說：『可以！』，就這樣一往無前了。」

二零一七年，蘇先生（右）出席電台聽眾來電節目，回應市民提問，暢談公共服務的價值。

蘇先生在一九八零年抵港，正式加入政府政務職系，首項差事是全職修讀為期四個月的廣東話培訓課程。之後，他獲派往當時的新界市政署北區辦事處，在那裏工作了十八個月，然後再調至前社會服務科，負責勞工和工業安全的立法事宜，以及與《公眾假期條例》相關的工作。他解釋：「當時《僱傭條例》訂明的法定假日數目較公眾假期少，意味着藍領工人保證享有的假期福利遠遜他人。政府遂全面檢討與公眾假期有關的法例，我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思。」那時立法程序相對較快，蘇先生及他的同事可在短時間內擬訂有關法例，提交立法局議決。

蘇先生回想他在政府這些年來最難忘的幾段經歷，談到在前總督府工作，服務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先生。他說：「一九九二年，我任職離島政務專員，當時總督造訪離島區，由我負責接待他。數月後，他邀請我擔任他的副私人秘書。」

蘇先生在擔任效率促進組專員時，介紹創新的公共服務思維和計劃。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右六）與蘇先生（左六）及效率促進組高層人員會面。

由那刻開始，蘇先生逐漸改變對香港的看法。他解釋：「香港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但以前我對這個城市並無太大的歸屬感，直至我參與香港回歸中國的籌備工作，見證了由殖民地體制過渡至『一國兩制』的種種變遷，才發現自己真的很想留在香港，便決定留下來。」

作為效率促進組前專員，蘇先生須面對這個職位特有的挑戰。他闡釋：「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遇到了一些獨特的挑戰。數碼科技日趨普及，政府必須與時並進，通過創新手法推動公共服務改革，確保服務持續適切有效，以滿足不斷轉變的社會需求。為此，我們需要不斷強化政府的內部管理職能，從而提高公營界別的整體工作效率和服務質素，同時必須秉持服務社羣的精神。」

二零一七年，蘇先生（左）出席任內最後一次「公營部門改革研討會」。

被問及在其公職生涯中，哪個部門或決策局是他的「最愛」，蘇先生說：「我在每個職位的日子都過得很愉快，每次調任新崗位，我都會全力以赴。我的理念是『我要怎樣做才能幫到別人？』。這樣，你所做的每件事，就能惠己惠人。」

蘇先生特別提到，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至二零零一年五月出任副規劃環境地政司(環境)一職，那是一個真的教他盡展所長，讓他蛻變成長的職位。他解釋：「出任此職位，讓我深入探索政府為全港市民創造更美好環境所擔當的角色，真的費盡思量。我的工作着重實事求是，逐步把願景付諸實行。過程中，我需要與不同的人合作，而他們各有所需。要知道說理不一定管用，為爭取他們的支持，這時便要動之以情，引起共鳴。此舉有其作用，不容忽視。我在這個崗位的歷練，使我從此在思想和處事方面，都能夠情理兼備。」

談及優秀公務員的必備條件，蘇先生表示：「要公爾忘私，即以他人為先。我們活在社會，不是離羣獨居。我學會了處事不可流於因循，要不斷探索、敏於觀察和聆聽他人意見。」

身為公務員隊伍中最後一位外籍政務主任，蘇先生榮休，為外籍政務主任團隊服務香港一百五十五年的歷史畫上句號。對此身分，蘇先生視作等閒。他說：「我有幸成為最後一位外籍政務主任，只是生得逢時，僅此而已。」

二零一五年，蘇先生（中）參加「全城街馬」，跑入中環的大街小巷。

談到退休，蘇先生毫不諱言，他實在不太喜歡「退休」這個字眼及其種種聯想。他認為自己沒有真的退休，生活沒有停下來，只是進入人生另一個新階段。他對退休一說頗不以為然：「我的生活仍然繼續，只是方式有變而已。我現在仍積極參與很多不同事項！」

二零一七年，蘇先生（右）與女兒同遊日本，在火車旁留影。

蘇先生在二零一七年退休之後，有更多時間讓他重投學術研究的領域。他醉心研究歷史，也希望憑藉他在政府的工作經驗，從中得到啟發，了解機構如何在歷史關鍵時刻，藉創造、管理和運用知識，制訂政策，左右大局。

對蘇先生來說，香港和英國都是他的家，現時每年在兩地各留大概半年。他坦言：「當人年事漸長，不得不好好想想自己對子女和父母應盡的責任。英國和香港都有我的家人，我便以這兩地為家，平均分配我的時間。」

香港作為他其中一個家，蘇先生明顯仍心繫這城。他說：「我與昔日社會創新項目的合作伙伴仍保持聯繫，希望能出一分力，從多方面完善香港的社會制度。社交媒體時而嚴重扭曲人們對事情的看法，我一直與不同人士保持溝通，看看我們可如何應對，並一直想方設法，為持不同意見人士開拓更多對話的空間。」

下一步該怎樣走？我們處身二十一世紀，各地政府和市民卻沿用十九世紀通行的方法，應對環境危機的種種複雜問題，以及由教育、醫療革新，特別是互聯網所造就行為、思想和人際關係方面的轉變，蘇先生對此十分關注。

蘇先生寄語所有行將退休的公僕：「別留戀過去，想想將來要走的路。計劃做的事，豈能盡如人意，但做人總要有計劃，讓你按心中所想一步步付諸實行，即使有變，順其自然，隨遇而安就行。還有緊記多與親人相聚，多與朋友聯誼，繼續廣結新知。」

最後，蘇先生給大家一點忠告：「與其絮絮不休話當年，不如與身邊人同心同行，這樣便可活得如意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