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亲是军人的关係，苏先生童年四海为家，俨如遊牧民族，直至考进英国剑桥大学修读中古史，方才安顿下来。苏先生怎么会来港工作呢？一切可说是因缘际会。他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某个寒冷的黄昏，正下着雨。他沿着小径往下走，经过古典系教学大楼，瞥见门内灯火通明，门上的海报在宣传一个有关香港政府就业机会的讲座。他忆述：「 我父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到香港一遊，这个地方一直为他们津津乐道，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儘管我不否认我走进去主要是为了避雨和避寒，室内终究暖和一点，不是吗？」

那次与香港不期而遇之后，到了一九八零年，苏先生前往伦敦，参加香港公务员招聘面试。最初他获告知不被录取，但没多久，他收到通知获得聘用，条件是他可以立即起程赴任。苏先生忆述：「我忙不迭说：『可以！』，就这样一往无前了。」

二零一七年，苏先生（右）出席电台听众来电节目，回应市民提问，畅谈公共服务的价值。

苏先生在一九八零年抵港，正式加入政府政务职系，首项差事是全职修读为期四个月的广东话培训课程。之后，他获派往当时的新界市政署北区办事处，在那裏工作了十八个月，然后再调至前社会服务科，负责劳工和工业安全的立法事宜，以及与《公众假期条例》相关的工作。他解释：「当时《僱傭条例》订明的法定假日数目较公众假期少，意味着蓝领工人保证享有的假期福利远逊他人。政府遂全面检讨与公众假期有关的法例，我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思。」那时立法程序相对较快，苏先生及他的同事可在短时间内拟订有关法例，提交立法局议决。

苏先生回想他在政府这些年来最难忘的几段经历，谈到在前总督府工作，服务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先生。他说：「一九九二年，我任职离岛政务专员，当时总督造访离岛区，由我负责接呆他。数月后，他邀请我担任他的副私人秘书。」

苏先生在担任效率促进组专员时，介绍创新的公共服务思维和计划。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先生（右六）与苏先生（左六）及效率促进组高层人员会面。

由那刻开始，苏先生逐渐改变对香港的看法。他解释：「香港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但以前我对这个城市并无太大的归属感，直至我参与香港回归中国的筹备工作，见证了由殖民地体制过渡至『一国两制』的种种变迁，才发现自己真的很想留在香港，便决定留下来。」

作为效率促进组前专员，苏先生须面对这个职位特有的挑战。他阐释：「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遇到了一些独特的挑战。数码科技日趋普及，政府必须与时并进，通过创新手法推动公共服务改革，确保服务持续适切有效，以满足不断转变的社会需求。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强化政府的内部管理职能，从而提高公营界别的整体工作效率和服务质素，同时必须秉持服务社羣的精神。」

二零一七年，苏先生（左）出席任内最后一次「公营部门改革研讨会」。

被问及在其公职生涯中，哪个部门或决策局是他的「最爱」，苏先生说：「我在每个职位的日子都过得很愉快，每次调任新岗位，我都会全力以赴。我的理念是『我要怎样做才能帮到别人？』。这样，你所做的每件事，就能惠己惠人。」

苏先生特别提到，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至二零零一年五月出任副规划环境地政司(环境)一职，那是一个真的教他尽展所长，让他蜕变成长的职位。他解释：「出任此职位，让我深入探索政府为全港市民创造更美好环境所担当的角色，真的费尽思量。我的工作着重实事求是，逐步把愿景付诸实行。过程中，我需要与不同的人合作，而他们各有所需。要知道说理不一定管用，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时便要动之以情，引起共鸣。此举有其作用，不容忽视。我在这个岗位的历练，使我从此在思想和处事方面，都能够情理兼备。」

谈及优秀公务员的必备条件，苏先生表示：「要公尔忘私，即以他人为先。我们活在社会，不是离羣独居。我学会了处事不可流于因循，要不断探索、敏于观察和聆听他人意见。」

身为公务员队伍中最后一位外籍政务主任，苏先生荣休，为外籍政务主任团队服务香港一百五十五年的历史画上句号。对此身分，苏先生视作等閒。他说：「我有幸成为最后一位外籍政务主任，只是生得逢时，仅此而已。」

二零一五年，苏先生（中）参加「全城街马」，跑入中环的大街小巷。

谈到退休，苏先生毫不讳言，他实在不太喜欢「退休」这个字眼及其种种联想。他认为自己没有真的退休，生活没有停下来，只是进入人生另一个新阶段。他对退休一说颇不以为然：「我的生活仍然继续，只是方式有变而已。我现在仍积极参与很多不同事项！」

二零一七年，苏先生（右）与女儿同遊日本，在火车旁留影。

苏先生在二零一七年退休之后，有更多时间让他重投学术研究的领域。他醉心研究历史，也希望凭藉他在政府的工作经验，从中得到启发，了解机构如何在历史关键时刻，藉创造、管理和运用知识，制订政策，左右大局。

对苏先生来说，香港和英国都是他的家，现时每年在两地各留大概半年。他坦言：「当人年事渐长，不得不好好想想自己对子女和父母应尽的责任。英国和香港都有我的家人，我便以这两地为家，平均分配我的时间。」

香港作为他其中一个家，苏先生明显仍心繫这城。他说：「我与昔日社会创新项目的合作伙伴仍保持联繫，希望能出一分力，从多方面完善香港的社会制度。社交媒体时而严重扭曲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一直与不同人士保持沟通，看看我们可如何应对，并一直想方设法，为持不同意见人士开拓更多对话的空间。」

下一步该怎样走？我们处身二十一世纪，各地政府和市民却沿用十九世纪通行的方法，应对环境危机的种种複杂问题，以及由教育、医疗革新，特别是互联网所造就行为、思想和人际关係方面的转变，苏先生对此十分关注。

苏先生寄语所有行将退休的公僕：「别留恋过去，想想将来要走的路。计划做的事，岂能尽如人意，但做人总要有计划，让你按心中所想一步步付诸实行，即使有变，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就行。还有紧记多与亲人相聚，多与朋友联谊，继续广结新知。」

最后，苏先生给大家一点忠告：「与其絮絮不休话当年，不如与身边人同心同行，这样便可活得如意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