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中国唐山市发生7.8 级大地震，逾二十万人死亡，十多万人重伤，整个城市毁于一旦。

数十年过去了，唐山市的废墟上重建起一座新城市，人们生活看似回到正轨，但破碎的心灵能够完全修补吗？二零零六年，正值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创作小说《余震》。书中描写一个母亲在地震后作出艰难的选择，以及这个抉择如何影响一个七岁小女孩的人生，藉此探究灾难对幸存者造成的永久伤害。这部作品获推许为“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二零一零年由内地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

小登七岁，既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也是双胞胎弟弟小达的保护神。她活泼、快乐、倔强，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一切。姊弟俩在睡梦中，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的两头，无论抬起哪一边，都必定牺牲另一个。

小登听见小舅厉声喝斥着母亲：“姐你再不说话，两个都没了。”在似乎无限冗长的沉默之后，母亲终于开了口……母亲石破天惊的那句话是：小……达。

这两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女孩的头顶。如果就此死去，她永远是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小女孩。可是，她竟奇迹似地活了过来。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迈着蹒跚的脚步，决绝地走向未知的前方，离开了那个让她心碎的家。其后，她被人领养，改名为小灯。从这时起，小说和电影里的女主角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余震》里的小灯，心里总有一扇铺满灰尘、紧紧关闭的窗户。她不是电影里那个与养父父女情深、与女儿相处融洽、与外籍丈夫婚姻美满的方登；她是与养父恩断义绝、与女儿水火不容、与丈夫感情破裂的小灯。她长年焦虑失眠，曾三度自杀未遂，须接受心理治疗；她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而是在苦海中挣扎求生的凡人。

小说结尾，小灯回到老家唐山，看到与她一街之隔的母亲。母亲已经当了奶奶，身边还有两个叫纪登和念登的孩子。她听见母亲骂：“纪登你个丫头，忒霸道了些。”三十年前的记忆剎那浮现眼前，她仿佛就是那个未谙世事、无忧无虑的小丫头。这时候，她听见母亲问：“闺女，你找谁？”终于，小灯流下了地震后第一滴眼泪，心中幽闭的那扇窗，也登时给推开了。

张翎本是听力康复治疗师。在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接触过不少军人、灾民和难民，自称“对疼痛的感觉绝不陌生，也不愿意接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肤浅安慰”。她希望通过对疼痛淋漓尽致的描写，引起人们对灾后心理创伤的关注。地震中被压在水泥板下，是小灯一生痛楚的开始。当身体的疼痛过去了，心灵的悲痛却慢慢沉淀，恍如随时决堤的暗流。被生母舍弃、养母病逝、遭养父侵犯，这些经历都令小灯缺乏安全感。她试图牢牢地掌控身边一切，却没想到抓得愈紧，失去得愈多。心灵痛苦，身体会有忠实反应。小灯患有严重头痛，书中把她头痛发作时的感觉描写得非常形象化：

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所以她的疼是双重的。

张翎说：“尽管疼痛和丑陋都让人不安，可是书写《余震》的目的并不是悦人耳目。”然而，小说所强调的“疼痛”，在电影里由温情取代。方登虽然被生母放弃，但成长期间并不缺乏爱。养父母待她如珠如宝，虽然大学时遇人不淑，但后来嫁给了对她千依百顺的外籍丈夫，更育有一个很懂事的女儿。在汶川地震中，她看到了另一个母亲的抉择，瞬间明白了自己母亲当年的绝望与悲恸，终于选择与弟弟相认，回家见母亲。当她看见妈妈年复一年为她买下的一册册课本，不禁放声大哭，为自己数十年不通音讯向母亲忏悔。电影就在方登一句句泣不成声的“对不起”中进入尾声。

小说《余震》和电影《唐山大地震》，同是刻划人被天灾推到极限时的反应。小说侧重自我救赎，寻求心理辅导，面对痛楚，走出阴霾；电影则强调亲情能抚平心灵创伤。正如书中所说：“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无论如何，唯有走出心中樊笼，选择原谅与宽恕，才能平息心中的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