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廳裏，有一個歷史不足百年的木箱，足以媲美館內的千年古物。它默默無聲，以一身斑駁，訴說一個守護的故事。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進逼華北。為免國寶被劫，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挑選其中精粹，轉移至安全之地。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萬三千多箱書畫器物和文獻檔案，與國子監、頤和園和北平古物陳列所六千多箱文物，分五批南遷，先安頓在上海租界，三年後運送到南京朝天宮的庫房，七七事變後再分南中北三路送往西南大後方，經武漢、長沙、貴州等地，輾轉遷運到四川的峨眉、巴縣、樂山，藏於寺廟、祠堂和山洞之中。

國寶翻過秦嶺，走過蜀道，當中有韓愈《石鼓歌》吟詠的秦石鼓十個，各重逾一噸，也有乾隆皇帝修編的《四庫全書》，共三萬多冊。除蟻蛀鼠齧外，顛簸的山路、凶險的水道、潮濕的天氣，統統是古物的大敵。故宮人無數次在自己和家眷的性命與文物的安危之間取捨抉擇，但從不猶豫，堅守“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正因如此，文物得到悉心嚴密的保護，面對空襲火劫，經歷翻車落水，始終安然無損。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文物悉數運往重慶，以待送返南京。其後，當中近三千箱轉移至台灣，二千多箱送交南京博物院，餘下者分批北歸。一九五八年九月，最後一批文物運回故宮，距離出發之日已二十五年有餘。

這趟萬里長征穿越大半個中國，逾百萬件文物無一丟失，只有數件損壞至不可修復，可說是文物播遷史上一大奇跡。這個奇跡的創造者，不單有馬衡、莊嚴、歐陽道達等領導南遷的骨幹人物，還有荷槍護送的憲兵軍警，借出地方庇護文物的僧侶村民，火勢逼近文物時願意毀掉家園以截斷火路的尋常百姓，以及在南遷路上殉職的故宮人員。

有人在顛沛流離中創造奇跡，也有人因心嚮往之而奉獻一生。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就是這樣的傳奇人物。

常書鴻二十三歲赴法國學畫，連續四年獲里昂和巴黎的沙龍金獎銀獎，前程似錦，家庭和樂。一九三五年秋，他在塞納河畔舊書攤翻到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黑白影集《敦煌石窟圖錄》，敦煌藝術之美深深震撼了這個一向傾倒於西洋文化的畫家。他為自己活了三十一年而不知祖國歷史文化如此悠久燦爛而深感愧疚，決定放棄優渥的生活，親近敦煌這個藝術寶庫。翌年，他隻身返回戰雲密布的中國，六年後以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副主任的身分，帶着賣畫得來的物資，來到魂牽夢縈的敦煌。

迎接常書鴻的不僅有寶相莊嚴的菩薩、舞帶當風的飛天，還有一夜之間就能把窟室掩埋的風沙。數百年來，莫高窟無人管理，不少壁畫塑像遭受自然和人為雙重破壞，滿目瘡痍，令他極為痛心，立誓不讓敦煌再遭災劫。在全無經費的情況下，他先帶領村民築起千米土牆把莫高窟圍起，然後和員工清理洞內積沙，石窟調查測繪等工作才得以逐一展開。

其時敦煌無電無食水，生活極為艱苦。臨摹壁畫要一手執筆，一手秉燭；勾畫窟頂的滿天神佛時，更要一直仰着脖子，一俯一仰容易頭昏腦脹，甚至噁心嘔吐。莫高窟前面的宕泉河河水鹼性極重，既苦且鹹，要加醋中和才能飲用。常書鴻還要不時與黑白兩道周旋，亦曾面對人手不繼、經費中斷等困境。後來政府下令關閉研究所，也是經他多方奔走，研究所最終才能保存下來。即使妻子無法適應大漠的艱辛寂寞而離去，小女兒因醫療條件惡劣而夭折，這些椎心之痛都沒有使常書鴻離棄敦煌。

五十年間，常書鴻除了領導臨摹和修復工作、為洞窟重新編號外，還出版畫冊，策劃展覽，進行學術研究，發表報告和論文，喚起國人對莫高窟的重視。他雖然年逾古稀，仍數度前往日本弘揚敦煌藝術。他自稱“大漠痴人”，世人則稱他為“敦煌守護神”。痴人如今長眠在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公墓，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護持他心中“永遠的故鄉”。

故宮人和敦煌人的事跡，是“義無反顧”這個成語的最佳註腳。他們不但從溫潤素雅的宋瓷發現大美，從低眉善目的菩薩獲得力量，更讀懂了這個古老民族的智慧，深知守護文物不只是保存珍寶，更是保護文化的根源和命脈。賡續文脈，守之護之，於這些篤定的苦行僧而言，不只是義之所在，也是使命，更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