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个历史不足百年的木箱，足以媲美馆内的千年古物。它默默无声，以一身斑驳，诉说一个守护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逼华北。为免国宝被劫，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挑选其中精粹，转移至安全之地。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万三千多箱书画器物和文献档案，与国子监、颐和园和北平古物陈列所六千多箱文物，分五批南迁，先安顿在上海租界，三年后运送到南京朝天宫的库房，七七事变后再分南中北三路送往西南大后方，经武汉、长沙、贵州等地，辗转迁运到四川的峨眉、巴县、乐山，藏于寺庙、祠堂和山洞之中。

国宝翻过秦岭，走过蜀道，当中有韩愈《石鼓歌》吟咏的秦石鼓十个，各重逾一吨，也有乾隆皇帝修编的《四库全书》，共三万多册。除蚁蛀鼠啮外，颠簸的山路、凶险的水道、潮湿的天气，统统是古物的大敌。故宫人无数次在自己和家眷的性命与文物的安危之间取舍抉择，但从不犹豫，坚守“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正因如此，文物得到悉心严密的保护，面对空袭火劫，经历翻车落水，始终安然无损。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文物悉数运往重庆，以待送返南京。其后，当中近三千箱转移至台湾，二千多箱送交南京博物院，余下者分批北归。一九五八年九月，最后一批文物运回故宫，距离出发之日已二十五年有余。

这趟万里长征穿越大半个中国，逾百万件文物无一丢失，只有数件损坏至不可修复，可说是文物播迁史上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不单有马衡、庄严、欧阳道达等领导南迁的骨干人物，还有荷枪护送的宪兵军警，借出地方庇护文物的僧侣村民，火势逼近文物时愿意毁掉家园以截断火路的寻常百姓，以及在南迁路上殉职的故宫人员。

有人在颠沛流离中创造奇迹，也有人因心向往之而奉献一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就是这样的传奇人物。

常书鸿二十三岁赴法国学画，连续四年获里昂和巴黎的沙龙金奖银奖，前程似锦，家庭和乐。一九三五年秋，他在塞纳河畔旧书摊翻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黑白影集《敦煌石窟图录》，敦煌艺术之美深深震撼了这个一向倾倒于西洋文化的画家。他为自己活了三十一年而不知祖国历史文化如此悠久灿烂而深感愧疚，决定放弃优渥的生活，亲近敦煌这个艺术宝库。翌年，他只身返回战云密布的中国，六年后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的身分，带着卖画得来的物资，来到魂牵梦萦的敦煌。

迎接常书鸿的不仅有宝相庄严的菩萨、舞带当风的飞天，还有一夜之间就能把窟室掩埋的风沙。数百年来，莫高窟无人管理，不少壁画塑像遭受自然和人为双重破坏，满目疮痍，令他极为痛心，立誓不让敦煌再遭灾劫。在全无经费的情况下，他先带领村民筑起千米土墙把莫高窟围起，然后和员工清理洞内积沙，石窟调查测绘等工作才得以逐一展开。

其时敦煌无电无食水，生活极为艰苦。临摹壁画要一手执笔，一手秉烛；勾画窟顶的满天神佛时，更要一直仰着脖子，一俯一仰容易头昏脑胀，甚至恶心呕吐。莫高窟前面的宕泉河河水碱性极重，既苦且咸，要加醋中和才能饮用。常书鸿还要不时与黑白两道周旋，亦曾面对人手不继、经费中断等困境。后来政府下令关闭研究所，也是经他多方奔走，研究所最终才能保存下来。即使妻子无法适应大漠的艰辛寂寞而离去，小女儿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夭折，这些椎心之痛都没有使常书鸿离弃敦煌。

五十年间，常书鸿除了领导临摹和修复工作、为洞窟重新编号外，还出版画册，策划展览，进行学术研究，发表报告和论文，唤起国人对莫高窟的重视。他虽然年逾古稀，仍数度前往日本弘扬敦煌艺术。他自称“大漠痴人”，世人则称他为“敦煌守护神”。痴人如今长眠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公墓，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护持他心中“永远的故乡”。

故宫人和敦煌人的事迹，是“义无反顾”这个成语的最佳注脚。他们不但从温润素雅的宋瓷发现大美，从低眉善目的菩萨获得力量，更读懂了这个古老民族的智慧，深知守护文物不只是保存珍宝，更是保护文化的根源和命脉。赓续文脉，守之护之，于这些笃定的苦行僧而言，不只是义之所在，也是使命，更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