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刚过，春节马上又到了。逢年过节，少不免送礼。美国作家欧亨利(O. Henry)的经典之作《圣诞礼物》(The Gift of the Magi)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圣诞临近，一对贫穷的年轻夫妇为了送礼物给对方，一个剪掉秀发，换成金表链送予夫君；一个变卖家传金表，买下爱妻念念不忘的发饰。阴差阳错下，两人得物无所用。虽然如此，欧亨利却认为他们深谙送礼之道，智慧之高堪比东方三博士。

《圣诞礼物》写于一九零五年，故事中那对小夫妻假若生活在百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智慧再高，买礼物的烦恼也只会有增无减。今时今日，夫妻互送礼物的日子可不止于圣诞节。相识邂逅、表白定情、结婚周年……值得纪念的日子不胜枚举。香港作家朱少璋冷眼旁观，在〈发展感情这回傻事〉一文写道：“有了这批‘纪念日’作座标，感情就好像有了定点的发展根据和方向。”纪念日愈来愈受重视，甚至成为考验双方关系的小测大考。有些恋情才刚萌芽，便因某一方忘记纪念日而大大扣分；有一些岌岌可危的爱情，却凭纪念日的名贵礼物勉强过关。

纪念日无礼不欢的现象并非恋人所独有。现今社会，凡有节庆，似乎总要吃喝玩乐、互送礼物，才称得上尽兴。情人节纪念的是谁？圣诞节又有何意义？这些都在疯狂的促销抢购与热闹的觥筹交错间一一被人遗忘，纪念日仿佛就是为了购物、送礼、享乐而生。教宗方济各多次抨击圣诞节过度商业化，呼吁世人回归简朴生活，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对消费至上的节日文化同样深恶痛绝的，还有提倡设立母亲节的安娜 • 查维斯(Anna Jarvis)。

查维斯经历丧母之痛后，决定达成母亲的遗愿：指定一个日子来纪念天下的母亲，表扬她们的无私奉献。经她多方奔走，美国终于在一九一四年把每年五月第二个星期天（最接近查维斯母亲忌日的星期天）定为母亲节。

查维斯离乡工作，母女长期分隔两地，全赖一纸家书聊诉思念之情。她深明纸短情长的道理，鼓励人们在母亲节当天亲笔写信，赞颂亲恩。然而，当时大众庆祝母亲节，与其他节日一样，总离不开消费。与其花时间写信，何不干脆购买贺卡，在预印的词句旁边签名了事？查维斯批评道：“致送预印的贺卡，只代表你对为自己付出最多的人，连写点东西的心思都没有。”象征母亲节的白康乃馨平日乏人问津，但一到母亲节，价格便会飙升。当白康乃馨供不应求，花商便声称白康乃馨只适合纪念去世的母亲，若母亲健在，应赠以红康乃馨。母亲节日益商业化，查维斯不禁慨叹：“母亲节像圣诞等节庆一样，沦为礼物日，带来沉重压力，人人大洒金钱，造成诸多浪费，实非我们所乐见。”

到了二十一世纪，消费主义愈演愈烈。不少人以为在父亲节、母亲节当天与父母一起上馆子，送上名贵礼物，便是孝顺；在纪念日、节庆送礼给亲友，便能维系感情。事实上，父母也许更渴望子女陪伴左右；收礼者则为回礼费煞思量，最后人人家中都多了一些弃之可惜的无用之物。

难道表达心意一定得花钱吗？翻译家郑振铎种了两株石榴树，趁果实尚未熟透，用小刀刻上亲友和邻家孩子的名字。果子成熟后，他会找个星期天把孩子叫来，分发石榴，和他们一起玩游戏、说故事。原本平平无奇的星期天，从此变成大家翘首以待的“石榴节”，永志在这些孩子心中。

纪念日原是年历上一个平常日子，因记挂惦念而变得意义非凡；礼物本是生活中一件寻常物事，因浓情厚意而变得弥足珍贵。对《圣诞礼物》中那两口子来说，尽管表链和发饰失去了实际功用，却给予他俩携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希望。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只要赠物之人情真意切，哪怕微薄平凡如一颗石榴，已是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