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人與人之間要保持社交距離，彼此變得疏離，臉上隨時戴着面具。香港話劇團《霜遇》的劇情雖與瘟疫無關，卻令人聯想到疫情下若即若離的人際關係。

《霜遇》講述一對男女相遇的故事。在冰天雪地裏，一對陌生男女在公園邂逅，二人在進退之間遊走，交織出一段撲朔迷離的關係。故事情節雖不複雜，述說方式卻不簡單。

《霜遇》的特點在於創新的舞台語言。男女主角的對話常常出現斷句，時而重重複複，時而欲言又止。完整的句子斷裂成數截，停頓與沉默帶有詩意的留白。巧妙的是，這種留白更能形成微妙的張力，推動角色的慾望和情感暗湧，使人物的思想感情、行為動機出現細膩變化。語言與詩歌一樣，吸引之處在於耐人尋味。“可能”、“或者”、“無咩”、“係咩”這類語義模糊的詞組貫穿全劇，需要結合語境和情境，才具有意義，帶來更多詮釋方向。劇中角色常常搖擺不定，徘徊在相反的兩端，說着自相矛盾的話，有時甚至違反邏輯，顯得莫名其妙。然而，這樣的語言卻令我感到很真實，甚至比流暢的語言更真實，它觸及人心深處，表現了人的恐懼、懦弱、焦慮，讓我回想起生活中多個有苦難言、百辭莫辯的片刻。

《霜遇》對於語言形式的探討，緊扣孤獨感這個主題。語言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人類渴望被理解、獲得回應，於是創造語言，與他人溝通，希望對抗和克服與生俱來的孤獨感。《霜遇》卻透過舞台語言的實驗提出質疑：語言真的能讓人擺脫孤獨感嗎？劇中主角好像在捉迷藏，以語言逃避或掩飾真實情感和想法。男主角多次說自己趕着開會，卻在原地徘徊不去。言語不一定有助理解人的內心，反而可能讓人更遠離真實，更感孤寂。相反，在那些靜默無聲的時刻，男女主角似乎更靠近彼此，戲劇張力更強，尤其在戲劇高潮一幕，二人在酒店房間離別，電話鈴聲此起彼落，二人凝視對方，不發一言，緊緊相擁，他把外套遞給她，目送她離開，轉身躺下，進入夢一般的情境。《霜遇》似乎向我們證明，戲劇不一定需要倚賴語言，有時候沉默比對話“說”得更多。

《霜遇》的主題內容、語言形式、舞台設計互相呼應，字與字之間的空白映襯着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這種虛空也反映在舞台空間上。舞台沒有複雜的背景，只有白茫茫的雪地；沒有多餘擺設，只有一張牀（也是長椅）。舞台四面豎立着玻璃板，本以為是防疫措施，直到戲劇中段，台上先後下雨、下雪，才明白這個設計不但是技術所需，也是孤立和疏離的意象，讓觀眾深深感受到這種空白所帶來的不安和孤獨。這些感覺不但源於表現手法，也來自劇情的空白。角色的背景資料有限，只知男主角家有妻兒，從事白領工作，為了開會才來到女主角居住的城市。對於男女主角的過去、經歷、價值觀，甚或名字和年齡，觀眾一無所知。我們習慣通過舞台上的事件獲取大量資訊，當面對這樣一齣充滿未知的舞台劇，便不期然感到迷惘，不知所措。有趣的是，觀眾的無助感正好呼應角色所呈現的孤獨感，觀眾彷彿也成了舞台的鏡像。

《霜遇》迫使我們直視人類共同的生存境況──永遠無法擺脫孤寂。兩個孤獨漂泊的靈魂，情感和慾望無處安放，在街頭萍水相逢，互相慰藉。男主角沒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作為員工，他失職被解僱；作為一家之主，他被趕出家門。女主角開場以衣冠不整的形象出現，似乎總是處於被拋棄的絕望邊緣。二人不善於表達自己，無法與社會連繫，在邊緣拼命掙扎……他們連名字也欠奉，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人海中任何一個。

《霜遇》雖然看似悲觀，但仍帶有一絲希望。舞台劇來到尾聲，男女主角失去一切，只剩下彼此。他們相依相偎，懷抱對未來的盼望，憧憬離開城市，到“另一個地方”、“一個完全唔同嘅地方”。女子說：“唔係咁㗎。”男子說：“所有嘢都係咁。”語畢，燈滅劇終。整齣劇對大部分事情都沒有下定義，看似模稜兩可，但又指向無盡可能，令人想起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的詩句：

或者，生活裏種種的不確定正是希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