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不少越南人乘船逃到香港，希望以難民身分移居其他國家。踏入八十年代，船民營不敷應用，屯門虎地軍營用作安置越南船民，原可容納二千九百人，卻一度擠進四千多人。香港作家西西〈虎地〉一文（收錄於短篇小說集《手卷》）描繪了越南船民在虎地禁閉營的生活。

九十年代，虎地的鐵絲網隨着營地關閉而拆除，又隨着嶺南學院興建而築起。鐵絲網擋住了野犬，校園於是成了流浪貓棲息之地，後來再變為棄貓熱點。二零一二年，台灣作家劉克襄到來擔任駐校作家，發現校園內貓蹤處處，於是晝夜觀察，為貓兒拍照取名，分篇詳述其獨特習性，結集成紀實文學《虎地貓》。

〈虎地〉寫的是人，《虎地貓》寫的是貓，除地點相同外，兩者看似並無關連，其實寫的同是邊緣一族的苦況。

西西筆下的滯港船民阿勇，十二歲時由父親帶到船上當雜工，誰知船出海後一去不回，漂流近兩個月才抵達香港。六十人葬身海上，阿勇撿回一命，被送到虎地禁閉營，一住便是四年。營內盡是同胞，卻無同根之誼，偷竊、打鬥屬等閒事。有人如願轉赴外國，有人毅然回鄉。阿勇隱隱覺得父親希冀自己走得更遠，也就繼續孤身苦守，以青春作賭注，博取移居的機會，苦候的日子過得像“死水一般滯留不動”。

“滯留不動”也是一些虎地貓的寫照。校內中式庭園常有貓兒聚集，劉克襄稱羣居在此的貓為“余園集團”。牠們在園中徜徉，在牆頭打盹，在池邊曬太陽，生活看似寫意，可是作者察覺到“池塘邊展現過度擁擠的孤單，虎地貓在這兒明顯自我退化”。貓兒日復日蹲守在善心人放食物的地方，“每隻醒來就是在等吃，吃飽了便睡”，失去活力，不再好奇。由於進食時老是共用數個淺紙盤，虎地貓易得傳染病，沒有主人悉心照顧，只能拖着病軀苟延殘喘，時候到了，便找個隱蔽處躲起來，獨自從這個世界消失。

身處如此苛刻境況，無論是越南船民抑或虎地貓，迎來新生命實在是憂多於喜。在〈虎地〉最後一節，西西藉着一名禁閉營護衞員的獨白抒發感慨：這些年來難民營裏“就生下了五千多個嬰孩，平白又添了幾千小難民”。《虎地貓》裏，劉克襄發現母貓黑斑時常躲在下水道，原來是懷孕了。他雖盼望遇見黑斑的幼崽，但又不無憂慮：“只是迎接牠們的地面，恐怕會是更加嚴峻的環境。一個白亮的可怕世界。”

越南船民離鄉背井，虎地貓遭主人拋棄，兩者都離開了原來熟悉的地方。在劉克襄眼中，虎地貓曾被人豢養，跟大自然有了距離，“回不到那最原本的社會”，儘管“繼續和人保持一緊密的連結，但某一程度又疏離了”。這用來形容離羣漂泊者進退兩難的窘境，也十分貼切。身在異鄉，無依無靠， 命運往往繫乎主流羣體的態度。幸而這兩部作品裏的人物，一言一行皆流露惻隱之情，讓讀者在被迫直視冷酷現實之餘，仍可感受到人世間幾分暖意。

在〈虎地〉末節，護衞員談起越南船民時，雖有提及他們對香港造成經濟負擔，卻未有心生怨恨，反而充滿憐憫：“活生生的人哪，怎能把船拖出公海去，讓活生生的人都死在海上。”護衞員甚至不介意失去工作，但求船民早日安居。他豁達地說：“我寧願所有的難民營都早點關閉，所有的難民都有地方收容。”

據《虎地貓》所述，嶺南大學有很多愛貓之人，包括學生、行政人員、清潔工、護衞。他們定時放置貓糧，更有人帶病貓看獸醫。作者雖自言“習慣以自然觀察的角度”，冷靜客觀地記錄觀察所得，可是當發現遭棄養的幼貓整天哀嚎，還是破例給牠買了罐頭。凡此種種，讓我們看到人性溫暖善良的一面。

在〈虎地〉篇末，西西透過故事人物，闡述“虎地”與 “苦地”的聯想：

或許憑藉一點善念，就能穿透人與人之間那道鐵絲網，使苦地化為樂土，讓飄零者暫得安身立命之所，就像劉克襄筆下那隻在屋頂上翻露肚皮、舔毛的貓，飽足自在，得享片刻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