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胸懷經世濟民的抱負，向來學而優則仕。然而，當為政者昏庸無道，未來一片黯淡，讀書人又該如何自處？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仕還是隱逸？且看商朝的伯夷和叔齊、三國時期的阮籍、元朝的張養浩如何抉擇。

伯夷和叔齊是商朝孤竹國王子，孤竹君生前屬意立三子叔齊為新君。父親死後，叔齊認為依禮應由長兄伯夷繼位，伯夷卻以父命難違為由而拒絕。兄弟互相推讓，先後離開孤竹，欲投奔西伯姬昌。誰知到達周國時，姬昌已病故。兩人見其子武王正載着其靈位發兵伐紂，於是拉停馬匹勸諫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將士勃然大怒，揮刀就想把這兩個胡言亂語的老頭子給砍了，幸得姜太公在旁說項，兩人才得以活命。不久武王滅紂，建立周朝，天下莫不歸服，伯夷、叔齊卻引以為恥，不食周粟，隱居於首陽山，採薇充飢，最後雙雙餓死。

史書記載商紂王殘暴不仁，武王伐紂是順應天道，人心所歸，而周武王的兒孫也的確開創了成康盛世，可是伯夷、叔齊“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堅持以暴易暴非君子所為，寧願餓死深山，也不踏足他們眼中的無義之地。司馬遷有感於“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把二人事蹟冠於《史記》七十列傳之首。不過，他們這種螳臂當車式的孤勇，並非人人欣賞。三國魏文學家阮籍作《首陽山賦》，批評伯夷、叔齊連生死也不顧，卻偏執於褒貶譭譽；如果真的不求聞達，何必多有言辭？與其滿懷憤激，不如無所欲求，清虛自守。

阮籍位列竹林七賢之首，《晉書》形容他“本有濟世志”，無奈當時正值魏晉權力更迭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何晏、夏侯玄、嵇康……一個個良才俊彥被捲入曹魏與司馬氏之間的權力鬥爭，慘成刀下亡魂。阮籍不想同流合污，但因亡父屬曹魏陣營，自己又才名在外，成為兩方極力拉攏的對象。阮籍無奈入仕後，整天縱酒談玄，淡泊名利，奉行“大隱隱於朝”之道。

阮籍性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蔑視禮法：無視當時“嫂叔不通問”的禮教大防，主動與歸寧的嫂子話別；在酒館喝得酩酊大醉，便大剌剌地躺在貌美的老闆娘身旁；聽聞有才色雙全的佳人香消玉殞，即使與其父兄素昧平生，也上門慟哭哀悼。另一方面，這名任誕不羈的狂士在政治上卻十分謹慎，從不談論時事、臧否人物，說話玄之又玄。其摯友嵇康說他“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身處險惡的政治漩渦之中，“清虛以守神”終究只是奢望。阮籍常獨自駕車漫行，行至盡頭，便“痛哭而返”。權臣當道，壯志未酬，既無意仿效伯夷和叔齊伏節死義，就連披髮入山也成妄想，除了途窮而哭，抒發鬱悶憤懣之情，還能如何排遣？景元四年，阮籍被迫為野心勃勃的司馬昭寫《勸進表》，寫畢後不久便鬱鬱而終。

十三世紀，蒙古鐵騎入主中原，綿延三百多年的宋朝黯然落幕。在重武輕文、歧視漢人的元代，有一位漢族文人官至禮部尚書，死後追封為濱國公。這個異數便是發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聲千古喟歎的張養浩。

張養浩勤政愛民，官拜監察御史後，更是彈劾不避權貴。其《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皆為後世仕宦案頭必備。張養浩為官多年，厭倦了宦海的齷齪和虛偽，遂罷官而去。他隱居濟南老家八年，與青山綠水為伴，筆下詩文散曲盡顯愉悅之情：“雲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雲山也愛咱。”朝廷多次徵召，都不為所動。

張養浩雖然高唱“說着功名事，滿懷都是愁，何似青山歸去休。休，從今身自由”，但在百姓受災時，還是挺身而出。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飢民相食，朝廷任命他為陝西行台中丞。這次他沒有推辭，立即上任前往賑災，四個月間，吃住皆在公署，夙興夜寐，救濟災民，結果積勞成疾，卒於任上。史籍記載：“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士大夫因性情所至，形勢所迫，或以死明志，或縱酒佯狂，或徘徊於山林廟堂之間，示範了何謂匹夫之志不可奪。歷朝史冊滿紙爾虞我詐，腥風血雨，尤幸仍可看見這些特立獨行之士偉岸的身影。他們高風亮節、一片丹心，在浩瀚史海裏散發柔而不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