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向来学而优则仕。然而，当为政者昏庸无道，未来一片黯淡，读书人又该如何自处？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仕还是隐逸？且看商朝的伯夷和叔齐、三国时期的阮籍、元朝的张养浩如何抉择。

伯夷和叔齐是商朝孤竹国王子，孤竹君生前属意立三子叔齐为新君。父亲死后，叔齐认为依礼应由长兄伯夷继位，伯夷却以父命难违为由而拒绝。兄弟互相推让，先后离开孤竹，欲投奔西伯姬昌。谁知到达周国时，姬昌已病故。两人见其子武王正载着其灵位发兵伐纣，于是拉停马匹劝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左右将士勃然大怒，挥刀就想把这两个胡言乱语的老头子给砍了，幸得姜太公在旁说项，两人才得以活命。不久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天下莫不归服，伯夷、叔齐却引以为耻，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充饥，最后双双饿死。

史书记载商纣王残暴不仁，武王伐纣是顺应天道，人心所归，而周武王的儿孙也的确开创了成康盛世，可是伯夷、叔齐“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坚持以暴易暴非君子所为，宁愿饿死深山，也不踏足他们眼中的无义之地。司马迁有感于“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把二人事迹冠于《史记》七十列传之首。不过，他们这种螳臂当车式的孤勇，并非人人欣赏。三国魏文学家阮籍作《首阳山赋》，批评伯夷、叔齐连生死也不顾，却偏执于褒贬毁誉；如果真的不求闻达，何必多有言辞？与其满怀愤激，不如无所欲求，清虚自守。

阮籍位列竹林七贤之首，《晋书》形容他“本有济世志”，无奈当时正值魏晋权力更迭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何晏、夏侯玄、嵇康……一个个良才俊彦被卷入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的权力斗争，惨成刀下亡魂。阮籍不想同流合污，但因亡父属曹魏阵营，自己又才名在外，成为两方极力拉拢的对象。阮籍无奈入仕后，整天纵酒谈玄，淡泊名利，奉行“大隐隐于朝”之道。

阮籍性格充满矛盾。他一方面蔑视礼法：无视当时“嫂叔不通问”的礼教大防，主动与归宁的嫂子话别；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便大剌剌地躺在貌美的老板娘身旁；听闻有才色双全的佳人香消玉殒，即使与其父兄素昧平生，也上门恸哭哀悼。另一方面，这名任诞不羁的狂士在政治上却十分谨慎，从不谈论时事、臧否人物，说话玄之又玄。其挚友嵇康说他“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身处险恶的政治漩涡之中，“清虚以守神”终究只是奢望。阮籍常独自驾车漫行，行至尽头，便“痛哭而返”。权臣当道，壮志未酬，既无意仿效伯夷和叔齐伏节死义，就连披发入山也成妄想，除了途穷而哭，抒发郁闷愤懑之情，还能如何排遣？景元四年，阮籍被迫为野心勃勃的司马昭写《劝进表》，写毕后不久便郁郁而终。

十三世纪，蒙古铁骑入主中原，绵延三百多年的宋朝黯然落幕。在重武轻文、歧视汉人的元代，有一位汉族文人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追封为滨国公。这个异数便是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声千古喟叹的张养浩。

张养浩勤政爱民，官拜监察御史后，更是弹劾不避权贵。其《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皆为后世仕宦案头必备。张养浩为官多年，厌倦了宦海的龌龊和虚伪，遂罢官而去。他隐居济南老家八年，与青山绿水为伴，笔下诗文散曲尽显愉悦之情：“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朝廷多次征召，都不为所动。

张养浩虽然高唱“说着功名事，满怀都是愁，何似青山归去休。休，从今身自由”，但在百姓受灾时，还是挺身而出。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任命他为陕西行台中丞。这次他没有推辞，立即上任前往赈灾，四个月间，吃住皆在公署，夙兴夜寐，救济灾民，结果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史籍记载：“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士大夫因性情所至，形势所迫，或以死明志，或纵酒佯狂，或徘徊于山林庙堂之间，示范了何谓匹夫之志不可夺。历朝史册满纸尔虞我诈，腥风血雨，尤幸仍可看见这些特立独行之士伟岸的身影。他们高风亮节、一片丹心，在浩瀚史海里散发柔而不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