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不少越南人乘船逃到香港，希望以难民身分移居其他国家。踏入八十年代，船民营不敷应用，屯门虎地军营用作安置越南船民，原可容纳二千九百人，却一度挤进四千多人。香港作家西西〈虎地〉一文（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手卷》）描绘了越南船民在虎地禁闭营的生活。

九十年代，虎地的铁丝网随着营地关闭而拆除，又随着岭南学院兴建而筑起。铁丝网挡住了野犬，校园于是成了流浪猫栖息之地，后来再变为弃猫热点。二零一二年，台湾作家刘克襄到来担任驻校作家，发现校园内猫踪处处，于是昼夜观察，为猫儿拍照取名，分篇详述其独特习性，结集成纪实文学《虎地猫》。

〈虎地〉写的是人，《虎地猫》写的是猫，除地点相同外，两者看似并无关连，其实写的同是边缘一族的苦况。

西西笔下的滞港船民阿勇，十二岁时由父亲带到船上当杂工，谁知船出海后一去不回，漂流近两个月才抵达香港。六十人葬身海上，阿勇捡回一命，被送到虎地禁闭营，一住便是四年。营内尽是同胞，却无同根之谊，偷窃、打斗属等闲事。有人如愿转赴外国，有人毅然回乡。阿勇隐隐觉得父亲希冀自己走得更远，也就继续孤身苦守，以青春作赌注，博取移居的机会，苦候的日子过得像“死水一般滞留不动”。

“滞留不动”也是一些虎地猫的写照。校内中式庭园常有猫儿聚集，刘克襄称群居在此的猫为“余园集团”。牠们在园中徜徉，在墙头打盹，在池边晒太阳，生活看似写意，可是作者察觉到“池塘边展现过度拥挤的孤单，虎地猫在这儿明显自我退化”。猫儿日复日蹲守在善心人放食物的地方，“每只醒来就是在等吃，吃饱了便睡”，失去活力，不再好奇。由于进食浅纸盘，虎地猫易得传染病，没有主人悉心照顾，只能拖着病躯苟延残喘，时候到了，便找个隐蔽处躲起来，独自从这个世界消失。

身处如此苛刻境况，无论是越南船民抑或虎地猫，迎来新生命实在是忧多于喜。在〈虎地〉最后一节，西西藉着一名禁闭营护卫员的独白抒发感慨：这些年来难民营里“就生下了五千多个婴孩，平白又添了几千小难民”。《虎地猫》里，刘克襄发现母猫黑斑时常躲在下水道，原来是怀孕了。他虽盼望遇见黑斑的幼崽，但又不无忧虑：“只是迎接牠们的地面，恐怕会是更加严峻的环境。一个白亮的可怕世界。”

越南船民离乡背井，虎地猫遭主人抛弃，两者都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地方。在刘克襄眼中，虎地猫曾被人豢养，跟大自然有了距离，“回不到那最原本的社会”，尽管“继续和人保持一紧密的连结，但某一程度又疏离了”。这用来形容离群漂泊者进退两难的窘境，也十分贴切。身在异乡，无依无靠， 命运往往系乎主流群体的态度。幸而这两部作品里的人物，一言一行皆流露恻隐之情，让读者在被迫直视冷酷现实之余，仍可感受到人世间几分暖意。

在〈虎地〉末节，护卫员谈起越南船民时，虽有提及他们对香港造成经济负担，却未有心生怨恨，反而充满怜悯：“活生生的人哪，怎能把船拖出公海去，让活生生的人都死在海上。”护卫员甚至不介意失去工作，但求船民早日安居。他豁达地说：“我宁愿所有的难民营都早点关闭，所有的难民都有地方收容。”

据《虎地猫》所述，岭南大学有很多爱猫之人，包括学生、行政人员、清洁工、护卫。他们定时放置猫粮，更有人带病猫看兽医。作者虽自言“习惯以自然观察的角度”，冷静客观地记录观察所得，可是当发现遭弃养的幼猫整天哀嚎，还是破例给牠买了罐头。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人性温暖善良的一面。

在〈虎地〉篇末，西西透过故事人物，阐述“虎地”与 “苦地”的联想：

或许凭借一点善念，就能穿透人与人之间那道铁丝网，使苦地化为乐土，让飘零者暂得安身立命之所，就像刘克襄笔下那只在屋顶上翻露肚皮、舔毛的猫，饱足自在，得享片刻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