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袁宏道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清人张潮亦云：“人不可以无癖。”人若没有癖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生活不免索然乏味。王子猷呼竹为君，米元章拜石为丈，王世贞嗜书如命，无非为求一晌清欢而寄情于物。然而，若过分沉湎其中而不得自在，癖好反会成为心灵枷锁。

《世说新语•雅量》有一则关于癖好的轶事：东晋名将祖逖之弟祖约，平日贪财爱货，与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兄长截然不同。某日，祖约正在赏玩财物，忽然有客临门。他赶忙收拾，东塞西藏之际，客人已至，还有两个小竹簏未及收好，唯有侧身挡住，一脸慌张尴尬。他的同僚阮孚乃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之子，不仅嗜酒成癖，还爱收藏木屐。有人拜访阮孚，见他神色闲畅，吹火熔蜡，一边给木屐上蜡，一边悠悠而叹：“未知一生当着几量^注屐？”在晋人看来，爱财和爱屐并无高下之分，关键在于能否处之泰然。从阮祖二人的反应来看，谁的境界更高，不言而喻。

大文豪苏轼也是个收藏家，尤爱藏砚蓄墨，对于“祖财阮屐”这个故事颇有感触。他在《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写道：“世间有癖念谁无，倾身障簏尤堪鄙。人生当着几两^注屐，定心肯为微物起。”嗜癖虽属人之常情，也要适可而止。人生苦短，若为物役，岂非自缚？苏轼的老乡石昌言爱墨，舍不得磨名家之墨；好友李公择也嗜墨，亲友的好墨都被他夺去，屋里挂满墨条。二人如守财奴般得物而不用，东坡先生感叹这实在是“非人磨墨墨磨人”。

熙宁十年，驸马王诜建宝绘堂藏书画，邀苏轼为文作记。苏轼在《宝绘堂记》忠告友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欣赏物事之美以寄情趣，当须超然其外，方得自乐。若过度耽溺，反受其害。苏轼忆述自己年少时好书画，自己有的，生怕失去；别人有的，惟恐得不到。后来幡然醒悟：“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此视书画为过眼烟云，得之固喜，失之不念，才得以重拾乐趣。

随着年岁渐长，阅历益丰，人往往反思自身与物事之间的依存关系。苏轼如是，李清照亦然。李清照年轻时，与丈夫赵明诚一同收藏书画金石，助他完成巨著《金石录》。她晚年在《金石录》后序中坦言，癖好“名虽不同，其惑一也”，无论是钱财抑或书册，皆为惑人心志之物。这位曾为购古玩不惜典当衣物的才女，何以如此感叹？

赵明诚与李清照住在青州老家那些年，收书甚丰。赵明诚把书册锁于书库，每次取阅都须先开锁，再登记，对藏书呵护备至。书本稍有污损，他就会叫妻子清理涂改。李清照不堪其扰，索性节衣缩食，另购副本自用。藏书本求适意，如今反添烦厌，或许这时她也如苏轼般，兴起“非人磨墨墨磨人”之慨。

靖康之变后，衣冠南渡。二人珍爱之物，大多被迫割舍。建炎三年，赵明诚获授官，往建康受命。临别时，李清照急切问道：“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赵明诚答道：“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言毕，便策马而去。兵荒马乱之际，枕边人竟要求自己以藏品为重，甚至与宗庙礼器共存亡。那一刻，李清照想必百感交集。

江边一别后不久，赵明诚便因病遽逝。李清照孤身带着金石书画继续往南，一路颠沛流离，身边的文物丢弃的、毁于战火的、被盗的、怯于流言而献给朝廷的，十之七八，最后只剩下一两部残破不全的书册，与三数种价值不高的书帖。

饱经风霜后，李清照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买不到《牡丹图》而惆怅数日的少妇，此时的她甚至比苏轼看得更通透豁达。她以自己大半生的忧患得失，劝诫“后世好古博雅者”：“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李清照这番肺腑之言，不仅让好古博雅者引以为戒，常人也可借镜。谁家中没有一大堆满载回忆的旧物？然而，日积月累，旧物渐成负担，致使人为物累，心为形役。“人亡弓，人得之。”那些曾与我们相伴的物件，终究会随缘分散，流转到别人手中，或受珍爱，或被遗忘。万物聚散有时，又何须耿耿于怀？

注：“量”、“两”通“緉”（緉，古代计算鞋的单位），“几緉”即“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