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袁宏道說：“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清人張潮亦云：“人不可以無癖。”人若沒有癖好，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生活不免索然乏味。王子猷呼竹為君，米元章拜石為丈，王世貞嗜書如命，無非為求一晌清歡而寄情於物。然而，若過分沉湎其中而不得自在，癖好反會成為心靈枷鎖。

《世說新語•雅量》有一則關於癖好的軼事：東晉名將祖逖之弟祖約，平日貪財愛貨，與聞雞起舞、中流擊楫的兄長截然不同。某日，祖約正在賞玩財物，忽然有客臨門。他趕忙收拾，東塞西藏之際，客人已至，還有兩個小竹簏未及收好，唯有側身擋住，一臉慌張尷尬。他的同僚阮孚乃竹林七賢之一阮咸之子，不僅嗜酒成癖，還愛收藏木屐。有人拜訪阮孚，見他神色閒暢，吹火熔蠟，一邊給木屐上蠟，一邊悠悠而歎：“未知一生當着幾量^註屐？”在晉人看來，愛財和愛屐並無高下之分，關鍵在於能否處之泰然。從阮祖二人的反應來看，誰的境界更高，不言而喻。

大文豪蘇軾也是個收藏家，尤愛藏硯蓄墨，對於“祖財阮屐”這個故事頗有感觸。他在《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一詩寫道：“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人生當着幾兩^註屐，定心肯為微物起。”嗜癖雖屬人之常情，也要適可而止。人生苦短，若為物役，豈非自縛？蘇軾的老鄉石昌言愛墨，捨不得磨名家之墨；好友李公擇也嗜墨，親友的好墨都被他奪去，屋裏掛滿墨條。二人如守財奴般得物而不用，東坡先生感歎這實在是“非人磨墨墨磨人”。

熙寧十年，駙馬王詵建寶繪堂藏書畫，邀蘇軾為文作記。蘇軾在《寶繪堂記》忠告友人：“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欣賞物事之美以寄情趣，當須超然其外，方得自樂。若過度耽溺，反受其害。蘇軾憶述自己年少時好書畫，自己有的，生怕失去；別人有的，惟恐得不到。後來幡然醒悟：“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此視書畫為過眼煙雲，得之固喜，失之不念，才得以重拾樂趣。

隨着年歲漸長，閱歷益豐，人往往反思自身與物事之間的依存關係。蘇軾如是，李清照亦然。李清照年輕時，與丈夫趙明誠一同收藏書畫金石，助他完成巨著《金石錄》。她晚年在《金石錄》後序中坦言，癖好“名雖不同，其惑一也”，無論是錢財抑或書冊，皆為惑人心志之物。這位曾為購古玩不惜典當衣物的才女，何以如此感歎？

趙明誠與李清照住在青州老家那些年，收書甚豐。趙明誠把書冊鎖於書庫，每次取閱都須先開鎖，再登記，對藏書呵護備至。書本稍有污損，他就會叫妻子清理塗改。李清照不堪其擾，索性節衣縮食，另購副本自用。藏書本求適意，如今反添煩厭，或許這時她也如蘇軾般，興起“非人磨墨墨磨人”之慨。

靖康之變後，衣冠南渡。二人珍愛之物，大多被迫割捨。建炎三年，趙明誠獲授官，往建康受命。臨別時，李清照急切問道：“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趙明誠答道：“從眾，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言畢，便策馬而去。兵荒馬亂之際，枕邊人竟要求自己以藏品為重，甚至與宗廟禮器共存亡。那一刻，李清照想必百感交集。

江邊一別後不久，趙明誠便因病遽逝。李清照孤身帶着金石書畫繼續往南，一路顛沛流離，身邊的文物丟棄的、毀於戰火的、被盜的、怯於流言而獻給朝廷的，十之七八，最後只剩下一兩部殘破不全的書冊，與三數種價值不高的書帖。

飽經風霜後，李清照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因為買不到《牡丹圖》而惆悵數日的少婦，此時的她甚至比蘇軾看得更通透豁達。她以自己大半生的憂患得失，勸誡“後世好古博雅者”：“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李清照這番肺腑之言，不僅讓好古博雅者引以為戒，常人也可借鏡。誰家中沒有一大堆滿載回憶的舊物？然而，日積月累，舊物漸成負擔，致使人為物累，心為形役。“人亡弓，人得之。”那些曾與我們相伴的物件，終究會隨緣分散，流轉到別人手中，或受珍愛，或被遺忘。萬物聚散有時，又何須耿耿於懷？

註：“量”、“兩”通“緉”（緉，古代計算鞋的單位），“幾緉”即“幾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