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名士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載述了這樣一則軼事：某年除夕，姚元之到座師朱珪家拜年，閒談間“問公歲事如何”，老先生舉起胸前荷包打趣說：“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尚無一文也。”不久，僕人來報：“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朱珪戲謔：“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朱珪為人清廉，嘉慶帝稱其“一世不談錢”，給他送錢可不正是“阿堵物付流水”，即俗語所謂“抌錢落鹹水海”？

錢為何稱作“阿堵物”？這得從另一位同樣不談錢的古人說起。《世說新語•規箴》記載，魏晉末年重臣王衍崇尚清談，自命清高，尤其討厭妻子貪財俗氣。王衍為顯高雅，從不說一個“錢”字。王夫人趁他熟睡時着人把錢撒滿牀邊，讓他沒法下牀，心想這樣他就不得不說個“錢”字了。豈料王衍醒來，只呼令僕人把地上的東西拿走：“舉卻阿堵物！”“阿堵”為當時口語，意為“這個”，“阿堵物”即“這個東西”。從此，“阿堵物”便成了錢的別稱。

王衍出身高門望族，位至宰執，自有清高的本錢。東晉學者王隱所言一針見血：“……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王衍連說個“錢”字也怕弄髒嘴巴，時人隱士魯褒非但毫不避忌，還特地寫了一篇《錢神論》，把外圓內方的銅錢戲稱為“孔方”，譏諷世人對之“親愛如兄”。文章如此描述錢可通神的社會現象：“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錢神論》問世後，“疾時者共傳其文”，“孔方兄”這個稱呼不脛而走，流播後世。

有了“阿堵物”和“孔方兄”這些別稱，文人騷客提及錢的時候，頓時少了一點銅臭，多了幾分雅致。沒錢喝酒，是“愛酒苦無阿堵物，尋春奈有主人家”(張耒《和无咎》之二)；年關難過，是“阿堵元知不受呼，忍貧閉戶亦良圖”(陸游《歲暮貧甚戲書》)；“錢”途無望，是“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黃庭堅《戲呈孔毅父》)；世態炎涼，是“有堪使鬼原非謬，無任呼兄亦不來”(沈周《詠錢》之二)。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錢，有人背信棄義，有人不擇手段。歷代不乏控訴萬惡金錢的詩文。唐詩人羅隱《錢》一詩痛罵金錢顛倒了世道：“志士不敢道，貯之成禍胎。小人無事藝，假爾作梯媒。解釋愁腸結，能分睡眼開。朱門狼虎性，一半逐君回。”南宋李之彥在《東谷所見》感歎“金旁著兩戈字，真殺人之物”。清狂士戴名世的雜文《錢神問對》則謂自金錢流傳人間，惑亂民志，以致萬惡俱起：“天下之死於汝手者，不可勝數也！”

錢若有靈，定必感到萬般委屈。它無非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又何罪之有？錢是善是惡，全在用者的抉擇。當家方知柴米貴，盛唐名相張說為政數十年，深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理，對錢倒不是一味鄙夷。他的雜文《錢本草》以錢喻作藥，論其利弊得失，妙趣橫生：

張說的馭錢七術，放諸今日仍能振聾發聵。從古時“有錢堪使鬼”到今天“有錢能使鬼推磨”，孔方兄的威力千載不減。新春將至，又到了孩子喜滋滋領利是的時候。何不把握良機，教導孩子養成量入為出的好習慣，又或鼓勵他們把部分利是錢捐給有需要的人？利是豐收的喜悅會隨春節結束而淡卻，真正讓孩子受用一生的無價之寶，並非銀行帳戶裏那串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正確的金錢觀和仁善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