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名士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述了这样一则轶事：某年除夕，姚元之到座师朱珪家拜年，闲谈间“问公岁事如何”，老先生举起胸前荷包打趣说：“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不久，仆人来报：“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朱珪戏谑：“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朱珪为人清廉，嘉庆帝称其“一世不谈钱”，给他送钱可不正是“阿堵物付流水”，即俗语所谓“抌钱落咸水海”？

钱为何称作“阿堵物”？这得从另一位同样不谈钱的古人说起。《世说新语•规箴》记载，魏晋末年重臣王衍崇尚清谈，自命清高，尤其讨厌妻子贪财俗气。王衍为显高雅，从不说一个“钱”字。王夫人趁他熟睡时着人把钱撒满床边，让他没法下床，心想这样他就不得不说个“钱”字了。岂料王衍醒来，只呼令仆人把地上的东西拿走：“举却阿堵物！”“阿堵”为当时口语，意为“这个”，“阿堵物”即“这个东西”。从此，“阿堵物”便成了钱的别称。

王衍出身高门望族，位至宰执，自有清高的本钱。东晋学者王隐所言一针见血：“……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王衍连说个“钱”字也怕弄脏嘴巴，时人隐士鲁褒非但毫不避忌，还特地写了一篇《钱神论》，把外圆内方的铜钱戏称为“孔方”，讥讽世人对之“亲爱如兄”。文章如此描述钱可通神的社会现象：“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钱神论》问世后，“疾时者共传其文”，“孔方兄”这个称呼不胫而走，流播后世。

有了“阿堵物”和“孔方兄”这些别称，文人骚客提及钱的时候，顿时少了一点铜臭，多了几分雅致。没钱喝酒，是“爱酒苦无阿堵物，寻春奈有主人家”(张耒《和无咎》之二)；年关难过，是“阿堵元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陆游《岁暮贫甚戏书》)；“钱”途无望，是“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黄庭坚《戏呈孔毅父》)；世态炎凉，是“有堪使鬼原非谬，无任呼兄亦不来”(沈周《咏钱》之二)。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钱，有人背信弃义，有人不择手段。历代不乏控诉万恶金钱的诗文。唐诗人罗隐《钱》一诗痛骂金钱颠倒了世道：“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南宋李之彦在《东谷所见》感叹“金旁着两戈字，真杀人之物”。清狂士戴名世的杂文《钱神问对》则谓自金钱流传人间，惑乱民志，以致万恶俱起：“天下之死于汝手者，不可胜数也！”

钱若有灵，定必感到万般委屈。它无非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又何罪之有？钱是善是恶，全在用者的抉择。当家方知柴米贵，盛唐名相张说为政数十年，深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理，对钱倒不是一味鄙夷。他的杂文《钱本草》以钱喻作药，论其利弊得失，妙趣横生：

张说的驭钱七术，放诸今日仍能振聋发聩。从古时“有钱堪使鬼”到今天“有钱能使鬼推磨”，孔方兄的威力千载不减。新春将至，又到了孩子喜滋滋领利是的时候。何不把握良机，教导孩子养成量入为出的好习惯，又或鼓励他们把部分利是钱捐给有需要的人？利是丰收的喜悦会随春节结束而淡却，真正让孩子受用一生的无价之宝，并非银行帐户里那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正确的金钱观和仁善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