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個大城市封城，街道上幾乎空無一人；紐約時代廣場往日遊人如鯽，此刻卻冷冷清清，剩下五光十色的廣告牌兀自閃爍；機場停機坪上泊滿閒置的飛機；奧運破天荒延期舉辦……這些景象本應只出現在末日災難電影裏，過去一年卻真真切切展現眼前。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改變了世界，也或多或少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

致命的疫病、封閉的城市，令人不禁想起法國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一九四七年的作品《鼠疫》。該書以奧蘭城為背景，講述鼠疫爆發後，封城期間人性的種種表現。故事的記敍者李厄醫生四處救助病人，被迫滯留的記者藍柏認為李厄不必擔當英雄，勸他聽天由命。李厄回答：“這一切無關乎英雄主義，而是憑心做事。說出來可能會讓人發笑，但我覺得這就是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對他來說，“憑心做事”就是盡自己身為醫生的本分。醫者仁心，在與瘟疫對抗的鬥爭中，醫護人員總是走在抗疫前線，義無反顧。當我們安坐家中避疫時，他們在醫院照顧染疫病人，下班後為免感染家人，仍自我隔離，有家歸不得。盡一己本分的還有其他冒着風險默默工作的無名英雄，包括保持環境衞生的清潔工人，以及穿梭街頭巷尾的郵差、外送員、司機等。正是他們不辭勞苦，我們的生活才不至於被疫情弄得一團糟。

法國著名學者吉拉爾（René Girard）指出：“瘟疫的獨特之處，在於一切差別在其面前最終都會蕩然無存。”在傳染力極高的病毒面前，王子、總統、明星、老百姓一一倒下，無分階級、性別、種族、年齡。抗疫這場仗無人能獨善其身，只有彼此扶持，才能共克時艱。對我們來說，“憑心做事”就是堅守崗位，遵守防疫措施；在行有餘力之時，對別人伸出援手。這些都是我們普通人力所能及的事。

事實上，自人類誕生以來，疫疾便如影相隨。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有關於疫疾的記載。據學者統計，自秦朝至民國時期，中國共有880 個大疫之年，而且疫災發生得愈來愈頻繁。“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崇禎實錄》）“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清史稿》）史書上不過寥寥數字，背後卻是血淚斑駁。生命脆弱，像玻璃般不堪一擊，但又堅韌無比，歷百折而不撓。歷代人民與疫症的抗爭為後世留下了不少寶貴的防疫經驗，張仲景等名醫的著作亦記載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治疫方劑，照亮了中醫學發展之路。

現今雖然醫學昌明，但疫症依然肆虐。據學者研究所得，疫災愈趨頻繁，固然是由於人口密集以致瘟疫更易擴散，同時也因為人類干擾大自然的程度愈來愈嚴重。從手揮木棒到手持滑鼠，從茹毛飲血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從仰望星空到探索宇宙，人類建立了文明，以地球的主人自居。人們深信人定勝天，舉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旗號，對大自然予取予求。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大作《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有這樣一段話：“我們讓自己變成了神，不用對任何人負責，唯一能節制我們的只剩下物理定律。正因如此，我們對周遭的動物和生態系統掀起一場大災難。”近年氣候反常，森林大火、蝗禍等自然災害頻生，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是大自然又一次發出的警號。不少科學家指出，假如不停止破壞生態系統，將來可能會爆發更嚴重的傳染疾病。

卡繆在《鼠疫》文末說：“在鼠疫與生命的搏鬥中，人所能贏得的，唯有知識和記憶。”二零二零年終將成為我們刻骨銘心的記憶。願我們經一“疫”，長一智，以這次疫症為契機，重新審視我們對待其他生命的態度，反思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思考人類應承擔的使命和責任。